重读夏多布里昂《墓后回忆录》
[修订版]
王炜
2004年4月8日，我在日记中写下：“从清早开始，等《墓后回忆录》送来，像在等一个人。”
当我写下“直线”一词，是什么，使它与现实主义者的意义直接性——那流言般的社会化裁定——区别开来？它也从不自我强化为必然性。它不是拿破仑式的。不是有意为之，也非何种文本策略，果敢、明确而要言不烦，仿佛不愿语言的直线稍稍曲折，不屑于司汤达式的刻意简练，也不追求瑰奇多变。是否，作者对此也并不自觉：存在着一种语言命运，当一个人对世界所说的话完全适于直言以告时，它即显现。在这样一种语言命运中，谨小慎微的语言等同于语言腐败。坚固之物即将四分五散的时代，《墓后回忆录》是直线的自然显现，也是对直线的不自觉纪念。对于一条从消逝的起点穿行而来，并不以我们为目的，仅仅是经过了我们的直线，也许，我们的定论都为时过早。如果，作者对此并不自觉，这何其幸运。他不是那些过分自觉的首批现代人。他的直言以告也不是卢梭式的。拿破仑，是展现于那个时代的自觉性的一端。卢梭，一个绝对的非拿破仑，是自觉性的另一端。而他——《墓后回忆录》的作者——他的半自觉性，决定了他困在这座天平中间瞻前顾后的见证者性质。那么，把这一切——这终生要强的半自觉性，以及不息的敏感——交付给“异域”，再交付给基督教吗？也许，正因为确实把自己交给了上帝，他才不像卢梭那样忏悔得那么多，只是概述和记要。一切都错了，人们以伪装的客观性说，写自传是自私自利，是用色彩化的自我引起共鸣，从而代替创作者的转化任务，是从所有人身上挖取那个唯一的自己。事实上，自传也常常被写成自私自利的。“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，要么什么也不是。” ①如今，我们不再这样自我要求。“可以什么也不是，但别成为任何人”，我们这样说。“成为夏多布里昂”的不可能性也包括：从他的时代开始，身份感与命运感之间的顺理成章的同一性，即告终结。所有坚持这种同一性的人，都面临、或已经被挂上路灯。构成个人命运的材料不再呈现为风云壮阔，他也不是，他只是一个丢失了某支永远失踪了的圣战之师的名字的孤独残部。那种风云壮阔，已全然被置于以涂脂抹粉掩盖其破碎混乱的必然性之中。但是，世界恶化的趋势，却也会戴上老爷式的“世界精神”的领结，一派乱发、阴郁、多愁善感和病态性的突发慷慨。并非无边的现实主义，而是无边的破碎之物，矗立在一个从此开始的、漫长纪元的边沿，成为我们的天际线。并非法定之物，而是破碎之物构成了世界的墙体。然而，如果没有越过它的欲望，我们所写的一切就毫无意义。您的时代，是一个追求行文清晰化如法典的时代。可是，在行文清晰的同时，世界精神却雾化了。清晰化与雾化的反复颠转，从未停止，在彼此反对的人与人之间。那么，再次参照一个漫游于雾海之上的、过时的笃定主体，会得到什么？被我们视为不具有参照价值者，真的不具有参照性吗？允许我稍稍跑题，以便援引不具有参照价值的参照点中的一个：雾海←→人。是的，人与雾海在不断换位思考，这是那幅老画显而不易见的莫比乌斯环。难道，这不是一个吊死鬼的体面版本吗？难道，莫比乌斯环不是一个死亡绳套吗？难道，挂在美术馆的射灯之下，不是挂在路灯上的体面版本吗？当我们面对它时，又是在背对什么？一种对直线招魂，同时，也被直线带走的……排队吗？没有第二部这样的书。赫尔岑的《往事与随想》更具凡人的生动，更健谈，不被前现代老爷鬼魂般的身份意识纠缠，然而，它是一张漂流的家庭餐桌，漂流在行刑队与边境线之间。它与时代的匹配性，如此具有街头教师的说服力，却不是一个因不断错位而移动的、风帆般的营帐。后者，那些移动于欧亚之间的旅行记述，如今容易被我们戳戳点点指责的东方学意识，却并没有粉饰什么，只是加深了灵魂不得休息的错位性。马尔罗的《反回忆录》刚好相反。《反回忆录》中的反向，是多么利己主义，多么致力于自我的历史化，因此，恰好是多么正向啊！而您，在您那磊落的正向中，写下的却是真正的烟消云散。从烟消云散中，传记家们会读到什么？而这烟消云散，正是您勇气所在的“反回忆录性”吗？如果，您显得比现代自传作家“陈旧”，正是因为，您所写的一切符合真正的烟消云散吗？“我的三种职业都有它的最高目标：作为旅者……作为人文学者……作为政治家……”②，当我年轻时，我曾想：我永远也无法这样概括自己。作为“旅者”，我只是在一个后罗兰公子的时代，走向烂尾楼般的世界暗塔的迟来者中的一员。我不是“人文学者”，许多同时代古典学和语文学者，远比我配得上这一称呼。在我的时代，政治家已经终结。那么，我的“职业”——诗人——情况如何？在经历了两次，于他人毫无意义、于我是转变的自我废除之后，是否，我需要再次自我废除，从而再次理解某个“最高目标”，将它，在我也许永远不可能像他那样概括的，局限性之中，转化为一个我力所能及的活动地带？以及，更难的是：是否，我还有可能把我的世纪——由两个已知世纪的交叉时期构成——置于“希望”这一坐标之上，予以说明？我不知道我命运如何，我曾以为知道的一点点事情，已然碎裂。朋友对我说，“已经做好的，总是在那里。”那里，是写在沙上的字。“我采取谨慎的措施，要在海边消失”③，这是我想起《墓后回忆录》，第一时间想起的句子。如今，十六年后，我重读其中援引的但丁诗句：“别人的面包是多么咸，别人的梯子上下是多么艰难……至于你，独立自处最为适宜。” 在那些关于面包与自由的强硬宣言，已成画饼充饥的时代，所有人都要去啃食同一个巨大的、别人的面包，它如飞岛一般，压在所有人的头顶。如今，所有别人的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梯子，都在合而为一，所有人在其中上下都是多么艰难。如今，我从北中国返回西南山地，也许，我也在准备我的消失。消失就开始于此时此刻，当我重读这遒劲的过时性，也置身于过去岁月的烟消云散中。那么，有什么，即使在烟消云散中，也“总是在那里”呢？那是时序女神本人也被这口烟雾呛住，说出的一声无意识的粗话吗？是像无名的裘德那样，锲而不舍，最终却成为时光的笑柄的辩证法本身吗？是命运的并非贝多芬式的敲门声，而是它草草离去时，随随便便的关门声吗？但是，我也有我的直线，就从烟消云散开始——就在适宜我的独立自处和死亡之间。最终，它会与所有人的直线并无不同。我也有我的直线，即接受我拥有的并不是与他人、而是与一些无形事物的友谊，它将比我所写的一切更为重要。我所写的一切，只是碎屑，但是，因为被置于那与无形事物的友谊的磁场之中，还会呈现为某种图案。那将是我的回忆录吗？即使，我被赶入从成为碎屑、再到直接成为消亡者的命运，我之所写，也不因此失去一种前进的品质吗？回到主题，人类写作史中，我最希望卡尔·马克思写下一部这样的书。
2020.8.
② 详见2003年花城出版社三卷版《墓后回忆录》下卷（也是全书的）最后一个段落。③ 见《墓后回忆录》上卷“海上游戏——圣皮埃尔岛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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